周勇:寒门学子的教育奋斗与社会上升 ——历史社会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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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周勇:寒门学子的教育奋斗与社会上升 ——历史社会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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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勇

作者简介:周勇,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62;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210097

来源期刊:《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转发期刊:《新华文摘》2017年第19期,第124-126页

内容提要:魏晋以降,寒门学子很难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上升。北宋时出现显著的“寒门出贵子”现象。该现象虽缘起于政治及教育改革打破了中古权贵社会结构,为寒门学子依靠教育奋斗获得社会上升提供了史无前例公平的制度途径,但也离不开寒门学子自身争气与努力,其杰出代表更是以“心系天下”的行动重塑了此前自私“贵子”形象,北宋“寒门出贵子”因此具有非凡意义。考察魏晋至北宋时寒门学子的教育奋斗与社会上升,不仅有利于教育社会学开拓历史社会学进路的教育公平研究,还能为探讨当前“寒门难出贵子”问题提供有益的历史参照。

关 键 词:寒门学子 教育奋斗 社会上升

标题注释: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新教育公平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项目(编号:2015ZSTD007)的研究成果。

教育社会学历来重视教育公平研究。至今教育不平等更是在西方教育社会学的“集体关切”榜单中高居第一。①就理论建构而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布尔迪厄、伯恩斯坦、卡茨、鲍尔斯等的努力下,西方教育社会学在研究教育公平时,早已擅长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考察导致现实教育不平等的宏观机制,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的诸种分化及冲突结构由此得以揭示,正是这些宏观的社会分化及冲突结构造成了“工人阶级”等下层社会群体的教育不平等遭遇。另外,从昆丁·霍尔(Quintin Hoare)1965年在《新左派》发文批判英国教育改革起,西方教育社会学界还意识到,除了宏观社会结构,学校里的课程或所教内容也有问题,也在制造教育不平等。②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教育公平研究即由此转向考察学校课程,形成迈克尔·扬所谓的“新教育社会学”。

国内教育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出教育公平问题,不过当时仅是强调提高教育质量之余,还应考虑“如何让所有人受到更多、同时又是更好的教育”。③本世纪初,在杨东平推动下,教育理论界兴起从经济社会转型造成的城乡、阶层等宏观社会“差异”出发分析现实教育不平等。④同一时期,教育社会学界也将教育公平列为集体议题,且特意由“社会变迁”入手考察教育公平,从而在理论建构上也能像布尔迪厄、伯恩斯坦等那样致力于考察导致教育不平等的诸种社会关系结构。⑤不仅如此,对于西方“新教育社会学”,本土教育社会学界也有所注意。20世纪90年代吴康宁、吴永军等建构的“课堂教学社会学”随之修整为“课程社会学”,其旨趣也由最初意在分析课堂教学的社会影响因素,促进“学生的个体社会化”⑥,“探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新途径”⑦,变成揭示“社会主流价值观及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格局”如何对课程及知识进行“控制”与“分等”⑧,因此也大体开拓出了以学校教学机制为考察对象的教育公平研究微观路径。

上述梳理表明,相比于西方教育社会学界,本土教育社会学界的教育公平研究尽管起步稍晚,但也早就能够从社会、学校等层面对当前教育不平等的宏观结构及微观机制展开剖析。问题就在于如何从理论路径、主题等方面丰富推进本土教育社会学既有的教育公平研究。本文之所以将历史社会学视角引入本土教育社会学既有的教育公平研究,即是一次理论丰富推进尝试。具体而言,本文将以魏晋至北宋时期的相关历史经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漫长历史时段衍生出来的难得一见且意义不凡的教育公平现象即“寒门出贵子”展开考察,分析其背后的成因及意义,解释魏晋以来权贵社会体制中长期难以出人头地的寒门学子,到北宋时为何不仅可以依靠教育奋斗获得显著社会上升,而且重塑了此前过于自私的“贵子”形象,使之成为真正“心系天下”的新型“贵子”。此项研究不仅有利于开拓教育公平研究的历史社会学进路,丰富推进本土教育社会学的教育公平研究,而且能为探讨近些年热议的“寒门难出贵子”问题提供有益历史参照。

一、中古权贵社会及难以上升的寒门学子

文献中的相关历史经验可追溯到春秋末年,其时孔子曾提倡有教无类,但孔子本意似乎不是为了解决寒门学子的社会上升问题,而是旨在改造人心,培养一批弘扬“仁道”的士人来重建当时大乱的政治社会秩序。孔子即使有心,也没法使教育取代当时盛行的暴力与战争,成为广为认可的社会上升途径。至秦汉之际,陈胜、刘邦等社会底层的经历表明,最显眼的社会上升途径依旧是暴力与战争。到汉武帝建立经学教育体制,推行地方举荐制,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上升,才成为众多寒门学子首选的晋身之路。公孙弘、卜式等原本以养猪、养羊为业的卑微之士即因苦读《春秋》《尚书》等经学教本,并依靠地方举贤及汉武帝亲自策问,得以翻身成为宰相、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堪称缔造了汉代寒门学子“教育改变命运”的传奇。不过,如班固所言,公孙弘、卜式等皆是一时幸运之人,所谓“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⑨其幸运博得高位并不能证明教育及社会体制从汉武帝起发生了质变,相反汉武帝以降的社会上升仍主要被皇室、外戚及宦官等权贵群体控制,寒门学子依旧缺乏稳定有效的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上升的制度途径。

汉末魏初曹操崛起,曾让权贵体制发生过有利于寒门学子实现社会上升的大变动,尤其发明“九品中正制”,理论上更是能为寒门学子通过教育奋斗追求社会上升提供制度保障。然而自司马氏联合权贵家族夺取曹魏政权建立西晋起,“九品中正制”便走样流变为“世家大族控制仕途的工具”⑩,中古时期极其不平等的权贵社会体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11),由此得以诞生。此后,西晋残余南渡,司马氏亦是依靠王、谢等权贵家族才得以建立东晋皇权,形成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治”体制。(12)在此体制中,教育及社会上升仍被几大权贵家族控制,汉时备受推崇的经学教育也因权贵家族喜好玄学、文学、佛教等新文化而式微,寒门学子即使跟在后面努力学习流行新文化,也难以改变卑微社会地位。最终孙恩、刘裕等寒门士子还是依靠暴力与战争方式,对“门阀政治”发起挑战,才得以出人头地。

在军事暴力冲击下,权贵家族纷纷走向末日,此后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重新回到汉时的皇权独尊体制。遗憾的是,此次皇权体制重建实际也未能改变西晋以来的权贵社会格局,而是使历史陷入一轮又一轮的皇权争夺,其中扮演主角的仍是依靠军事力量起家及政治文化资本雄厚的权贵家族,寒门学子依旧是即使努力学习权贵家族推崇的文学、佛教等新文化,也难以翻身进入社会上层。以南朝梁代时的刘勰为例,史载其“早孤”,“家贫不婚娶”,可谓赤贫之士。多亏尚有佛门可依,刘勰得以在寺院中苦读十余载,积累起社会上升必需的文化教育资本。但见已过而立之年仍无显著突破,刘勰又改以撰写《文心雕龙》的方式,企图跻身政治、文学精英控制的社会上层。因为位卑言轻,书写成后“未为时流所称”。刘勰知道要想成名,必须争取赢得政治文学领袖沈约的首肯。“自重其文”的刘勰最后斯文扫地以至“状若货鬻者”(13)。这一招倒也博得了沈约器重,刘勰随之被任命为九品“奉朝请”。但之后刘勰挣扎了30年,也没实现儿时“采云若锦”的社会上升梦想,最终还是回到了佛门。

刘勰尚因《文心雕龙》得以身后赢得“文学”之名,中古时期大多数寒门学子则连身后虚名都没有。事实上,中古权贵社会结构直到唐代也未发生显著变化,即使有崭新教育制度即科举制,其在社会上升方面的杠杆作用亦大不过家族门第背景。如史家统计的那样,相比“西晋、南朝和隋代最高级官员出自大族所占比例的平均值接近74%”,唐代推行科举制虽然有一些影响,但仍不足以改变唐代的“寡头政治”格局,社会上升以及能否跻身政治文化精英阶层仍主要取决于出身。“唐代前期,最高官员中大族出身的比例降至56.4%,后期则为62.3%”(14)。韩愈、白居易等寒士曾试图发起改革,使门第主宰的社会体制转向以孔孟之道及儒学为本,但其改革努力很快就被老牌权贵集团扼杀了。到头来和前朝一样,唐代亦是直到遭遇来自社会底层的军事暴力反抗,也没有自动变革权贵体制,为寒门学子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上升提供公平制度途径。

二、北宋时的社会变革与“寒门出贵子”现象

历史上中国社会真正迎来体制变革是在宋代,对此史学界曾称之为“唐宋转型”,涉及政治、学术、文学及日常生活等社会诸领域。就本文议题而言,首先值得留意的是钱穆的发现。如其言:“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15)其他史家也发现,不同于唐后期“最高官员中大族出身的比例”仍高达62.3%,“在北宋第一个世纪里,宰相来自这个大族群体的比例非常之小,大概只有2.5%”,由此可见“唐宋之间统治阶层的本质,显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6)总之,中古权贵社会结构在北宋时期发生了巨变,教育及社会上升随之不再被权贵家族掌控,魏晋以来的中国社会经过数百年演变,终于出现难得一见且意义不凡的教育公平现象即“寒门出贵子”。

进而言之,相比于此前数百年在权贵社会中挣扎的寒门学子总是难以通过公平的教育奋斗获取社会上升,北宋以来的寒门学子则不会因为出身贫贱而无法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上升,或无论怎么努力求学,都不能跨越权贵家族在社会上升之路设置的门第鸿沟。相反,北宋寒门学子大可以通过教育奋斗收获刘勰、韩愈等前朝寒士怎么努力也达不到的社会顶层。即如范仲淹“二岁而孤”,少年求学时常常“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17),欧阳修“四岁而孤”,“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18),皆是北宋初期的寒门学子。王安石少时家境稍好,父亲系“都官员外郎”(19),但亦远谈不上是权贵大族。这些寒门学子都和南朝时的刘勰一样刻苦读书,且因不是生活在南朝权贵社会体制中,均未重蹈刘勰的悲剧命运,他们后来都通过教育奋斗在适当年龄脱颖而出,乃至皆位至宰相,成为北宋政治文化改革领袖人物。

何以北宋会出现“寒门出贵子”这一史无前例的教育公平及社会上升现象,这一历史现象究竟有何值得提炼的非凡意义?要想认识北宋“寒门出贵子”现象的成因及其意义,需从两大变革力量入手。首先是国家层面启动了系列政治及教育改革措施,包括:1.反思唐末五代政治体制,将皇权稳固及统治重任托付于新一代读书人及文官,形成“王与士大夫共治”的崭新政治体制;(20)2.在全国广设学校,皇帝带头向社会宣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同时采取“罢公荐”、糊名、誊抄、增设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等措施,改革完善唐代科举,建立欧阳修所谓“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的教育及科举体系,(21)且尤其体谅寒门学子,连科举路费开销都由国家承担,如时人王栐所见“远方寒士预乡荐,欲试礼部,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公家”(22);3.改革唐代时每届仅取三四十名进士,大幅增加进士录取数量,仅太宗时期便“取士5816人,其中大多数出身微寒”,且放宽进士出路,直接授官,无需像唐朝时那样再参加吏部面试,同时提高文官待遇。(23)

以上政治及教育制度创新本意是为笼络士人,维护赵宋皇权统治,而非专门旨在解决长久以来的寒门学子社会上升难题,但也不可否认正是上述制度改革,使原本讲究门第出身的社会结构,转变为以教育奋斗及文化才能为重的新型社会,从而为范仲淹、欧阳修及众多寒门学子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上升,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公平制度途径。如果北宋寒门学子仍像公孙弘、刘勰等汉时寒门学子那样,多是将“位列三公”、乃至夺取皇位(如王莽)当作梦想,或像东晋末没落大族子弟那样,为证明其“贵族”身份,只知“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以图显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从政的资格和独特的社会地位”(24),则北宋寒门学子即使借助优越制度成为了“贵子”,也不会有值得进一步提炼的非凡意义,不过是重复此前常见的自私“贵子”形象,所谓教育公平随之也仅表现为换一群人享受荣华富贵而已。

由此便可引出北宋寒门学子在新体制结构中的行动,即本文所说的另一大力量。正是这一源于北宋寒门学子自身的行动力量,不仅使国家层面推出的系列政治及教育新制度切实起到了让寒门学子变成“贵子”的教育公平效果,而且使北宋“寒门出贵子”现象具有值得进一步提炼的特殊内涵。简单说就是,经由寒门学子自身努力,北宋社会诞生了新型“贵子”。就此而言,又得提及韩愈的改革尝试,因为正如柳宗元所见,面对魏晋以来数百年大族“贵子”言行多着眼于维系自家地位及富贵,惟独寒士出身的韩愈曾不顾触犯众怒推广“师说”,试图以孔孟之道重建长期以来被门第束缚的不公教育体制及自私士人形象。(25)

这批寒门学子中,领头者正是范仲淹。得益于北宋以来的政治及教育制度革新,范仲淹不仅通过教育奋斗一路上升为位居副宰相的“贵子”,而且以一系列旨在造福国计民生的政治文化改革行动重新界定了“贵子”,使社会见识了何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新型“贵子”。接着,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也加入进来,他们同样以旨在使国家富强、社会安定的政治文化革新实践,激励包括寒门学子在内的新一代士子努力超越一己私利,成为“心系天下”的国家栋梁与社会精英。相比此前寒门学子企图成为“贵子”往往是为分占权贵家族的荣华富贵,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教育奋斗与社会上升才称得上是更有意义的“寒门出贵子”,其争气与努力可以向世人昭示何谓真正的“贵子”,贵在何处。与之相对应,思考教育公平或“寒门何以出贵子”时,就不能只关注怎样为寒门学子提供最公平的教育及出路安排,还须考虑试图引导寒门学子成为什么样的“贵子”。

三、历史经验与当代“寒门难出贵子”问题

所谓“有得有失”,北宋政治教育改革在给寒门学子带来显著社会上升可能的同时,自然也会顾此失彼,乃至付出惨重代价。首先,其中论及最多的损失与代价便是武官因文官崛起备感歧视,进而造成国家军事力量严重削弱。其次,国家以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新起士人领袖均把儒家文化列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并以之来解决国计民生问题,让全国学子围绕它们展开才能积累与竞争,这一教育运作机制设计同样存在“失灵”风险,却无以应对当时逐渐加重的经济、军事及政治危机。再如,北宋时尽管出现显著教育公平现象,但如果从“士农工商”这一古代社会阶层结构来看,就会发现北宋教育公平其实主要是在解决“士”阶层之内的教育及社会上升不平等问题,并未将其他社会阶层涵盖一尽。

教训还可继续列下去,但此刻更需做的乃是回到本文目标,总结之前的历史考察。如导语所言,本文之所以引入历史社会学的理论视角,首先是想丰富推进本土教育社会学的教育公平研究。现在或可说,这一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已得以实现,因为从本土教育社会学既有进展来看,无论从“社会变迁”、“社会关系”等宏观层面入手考察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原因,还是围绕学校课程分析教育不平等的微观机制,都是针对当下种种教育不平等现实。而未考察历史上的相关事实。近些年,社会学界开始流行从城乡、阶层差异入手,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公平演变情况,(26)但本文所考察的历史时段仍不在其视野之内。总之,在探讨教育公平时,本土教育社会学乃至社会学界至今仍缺乏本文勾勒的历史社会学视角。本文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因此可产生一定的弥补作用。不仅如此,本文针对寒门学子,考察该社会群体自魏晋以降至北宋时期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上升的总体情况,还能给本土教育社会学的教育公平研究贡献新鲜理论框架与经验事实,这同样能起到丰富推进效果。

除以历史考察丰富推进本土教育社会学的教育公平研究外,本文还想为探讨近些年热议的“寒门难出贵子”问题提供历史参照。2012年,《中国青年报》发文揭示当下“普遍的社会观感”,即“农村子女”为代表的“寒门子弟”就读北大、清华等“一流高校”的比率越来越低,“寒门如何再多出贵子”由此成为学界及社会的热点议题,刘云杉、余秀兰等教育社会学者也参与了讨论。从中可以看出,众多对教育公平感兴趣的学者皆认为,“寒门子弟离一流高校越来越远”是当前无法回避的事实。(27)不仅如此,如余秀兰所见,当前甚至还出现这样一种更令人担忧的动向,众多寒门子弟不再相信教育奋斗可以改变命运,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放弃高中、大学”,即使接受教育,也是“直接选择技工学校,学门手艺和技术”(28)。

据现有讨论,当前“寒门难出贵子”问题可细化为:一方面,寒门学子传统的教育奋斗上升途径即努力考上好中学、好大学,已越走越窄;另一方面,寒门学子对职业教育抱有价值认同与期望,但职业教育又不被社会重视。近些年国家已采取动员一流大学设法多招农村学生、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等措施来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但现有措施力度仍不够大,有的“不过是‘脚疼治脚’的局部治疗法”。(29)从北宋时的历史经验看,激励学校及教育体系自动做出调整尚难解决“寒门难出贵子”问题,国家或许应亲自出场,打开地域、阶层、家庭等因素对当前教育体系的钳制,为各类寒门学子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上升重建公平且符合国计民生需要的“国立”教育机制。无论从历来被看好的普通教育入手,还是选择优先发展职业教育,国家均可在运行机制及出路安排等方面发起大力改革,让寒门学子依靠教育奋斗及出色成绩,有机会上升为政治、经济等社会各领域的精英。探索体制改革之余,国家还得不忘考虑引导激励寒门学子超越自私或追求一己之利的社会上升观,树立更有意义的“贵子”或精英身份认同。当前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及信息等方面均比北宋时更有优势,应能拿出更胜一筹的改革行动,让寒门再多出“贵子”。

注 释:

①S.Brint,"The "Collective Mind" at Work:A Decade in the Life of U.S.Sociology of Education",Sociology of Education,vol.86,2013,p.276。

②Q.Hoare,"Education:Programmes and Men",New Left Review,vol.32,1965,p.40。

③谈松华:《论我国现阶段的教育公平问题》,《教育研究》1994年第6期。

④杨东平:《对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的认识与思考》,《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8期。

⑤郑春生:《探讨社会变迁的教育公平,展望“后现代”的教育社会学——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学术年会综述》,《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⑥吴康宁:《课堂教学的社会学研究》,《教育研究》1997年第2期。

⑦吴永军:《课堂教学的若干社会学分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⑧吴康宁:《知识的控制与分等:课程结构的社会学释义》,《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11期。

⑨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33页。

⑩王晓毅:《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文史哲》2007年第6期。

(11)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74页。

(12)(24)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27页。

(13)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12页。

(14)(16)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4、4页。

(15)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台北:台湾书局,1974年,第2页。

(17)(18)(19)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267、10375、10541页。

(20)余英时:《自述二》,《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8页。

(21)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894页。

(22)王栐:《燕翼诒谋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页。

(23)[加]卜正民:《宋的转型:儒家统治的时代》,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19-134页;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43页。

(25)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71页。

(26)梁晨、李中清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李春玲:《“80后”的教育经历与机会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27)(29)叶铁桥、田国垒:《寒门子弟为何离一流高校越来越远》,《中国青年报》2012年4月16日第7版。

(28)余秀兰:《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学网教育频道:http://learning.sohu.com/20160904/n4675551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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